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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福明:我要为真理而斗争
沈佳暄
生于公元前384年的亚里士多德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的一句“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”能够绵延两千余年,被有追求、有坚守的现代人奉为圭臬。 1956年在《北京日报》农业组实习的胡福明大概也不曾想到,二十多年后,自己主笔的一篇文章,会引发一场有关“真理标准”问题的讨论,并成为改革开放的导火线,成为新旧两个时代的历史分割线。这篇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于1978年5月11日以“特约评论员”的名义刊登在《光明日报》头版,一石激起千层浪,自此,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序幕。 从新闻到哲学:不忘初心 1955年,胡福明如愿被第一志愿——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录取,并梦想成为一名作家。之所以选择新闻专业,而没有选择文学,他解释:“用现在的话来说,搞文学创作需要接地气,而学习新闻可以接触社会、接触广大人民群众,这点常识我是有的。” 1959年大学毕业,为响应国家建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号召,胡福明放弃了到《人民日报》工作的机会,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。三年间,他甚至没有去过故宫、长城,“一是没有时间,要读书,二是没钱。” 1962年,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,胡福明回到了江苏,开始在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。 胡福明始终感激党的培养。他一直记得本科入学前,无锡师范学校校长给自己买的人生中第一张从南京到北京的卧铺票,还额外补助了他30块钱,并叮嘱:“钱如果不够,再写信回来要。” 胡福明回忆:“当时我热泪盈眶,党这么信任我、培养我,正是同志们的支持和关怀把我送进了北京大学。” 历史进程中的三次方向性偏差 1956年,胡福明在《北京日报》农业组实习期间,大跃进开始了。亩产几千斤、几万斤的标语,田里细密如丝线的稻谷,颠覆了他对粮食收成的认知。农村出身的胡福明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:“苏南一亩地收六七百斤的谷子已经了不得了,怎么可能上万斤呢?” 1966年,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对全中国的教育秩序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。胡福明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,曾亲眼看到一个年轻学生用皮带抽打一位老教师,抽一鞭骂一声,老教授被抽一鞭蹦一下。“那个时候,反正教授都是资产阶级,干部都是叛徒、特务、反革命修正主义,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。”胡福明说出了当时的无奈和不解:“我们都是贫下中农出身,怎么读了几年书,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?” 1977年2月7日,中央媒体联合发表文章——《学好文件抓住纲》,其中提出“两个凡是”:“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,我们都坚决维护;凡是毛主席的指示,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胡福明感到很震动,也很奇怪:“当时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全面的拨乱反正、纠正文革的错误、平反冤假错案,‘两个凡是’不是正好与此相反吗?” “我只有哲学这一件武器” 在胡福明看来,“两个凡是”就是唯心主义“先验论”和“天才论”的产物,阻止了平反和拨乱反正的进程。于是,胡福明想到拿起自己的哲学武器,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,无形中针对“两个凡是”。 从1977年3月起,胡福明一直在思考批判“两个凡是”最有力的理论依据,终于,他发现马克思、恩格斯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,马克思对个人崇拜、个人迷信进行了批判,并明确提出:“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,不是理论问题,而是实践问题。” 在医院陪护生病的妻子期间,胡福明把马恩原著搬到病房,找出了关于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理论的六七十条语录,几经修改,隐去了明显针对“两个凡是”的倾向,最终写成论文。 1978:历史剧变 文章发表以后,很多人指责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是砍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,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批评:“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,思想上是反动的,政治上是砍旗帜的。” 1978年6月,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名为《解放思想,实事求是,团结一致向前看》的主题报告,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。由此,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,中国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。 对此,年逾八旬的他很是谦逊:“我这一辈子也只写了那么几篇文章,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,是时代的产物,我只能算起了个草稿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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